社会文化史读书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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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-2-2
星期六(Saturday)
晴
邓按:手抄本文学是亟待文化史研究的一个空白领域,以下是网上收罗的一些文章和书目: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![]() 暗流:“文革”手抄文存 白士弘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 ![]()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:墓地与摇篮 杨健 朝华出版社 1993年 2008-1-23
星期三(Wednesday)
晴
金明:博士论文概要读了,看来轮廓越来越清晰了。这都是你努力的结果。从现有的思考来看,我以为有两个重点要注意,既是术语逻辑性的问题,又关涉论述的层面。第一,在整个论述构架中,必须把几个参照点的关系梳理清,这也是全文的重点所在,难度所在,这些参照点包括,新文化运动之结果(尚不论好与坏),传播受众(广义的阅读者),印刷术和一切成品(可能包括传单,书,报刊,招贴,画报,漫画,明信片,教材等),再就是运用印刷术的主体(作家,密谋家--本雅明在《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》开篇颇多叙述,革命家,保守派,革新派,激进派等),窃以为叙述的内在逻辑大致是这样的,印刷术本身显然不能直接导致结果,它是通过“主体”对传媒的运用而作用于新文化运动,现在看来,这种运用的效果被夸大了,带有齐泽克说的那种“幻想的瘟疫”,就像当时和后来甚至现在所谓的“文艺复兴”--问题是谷腾堡给欧洲至少带来了莎士比亚,而我们的胡适之流是不能相提并论的,就算夏至清新提拔几个埋没者(张爱玲,钱钟书)也不能相提并论,这种印刷术的“开天窗”怕要探讨,--假设,印刷术有没有意想不到的负作用?既然,刷因术本身不能直接作用信文化运动,就像我们不能通......
2008-1-21
星期一(Monday)
晴
昨天在国图网站偶然查到北大博士许欢(导师是王余光先生)的博士论文《民国时期的大众阅读》(2006)。今天赶忙去国图查阅,读后颇为兴奋。这是国内目前为数不多的中国近现代阅读史研究专著(国内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才起步,具体的阅读史研究则近于空白),对我研究五四时期的阅读颇有参考价值。当然,我也有一些个人看法,对于阅读史研究来说,“民国时期”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限,但是对于阅读活动的研究来说,则嫌笼统;相比之下,“五四时期”是一个更小也更具特点的时期。研究这个时期的阅读,会更有突破性。五四时期是一个新旧土洋杂陈的时代,新思潮新文化是如何通过阅读传播和接受的,新阅读与传统的阅读、市民阅读的关系,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。......
2008-1-20
星期日(Sunday)
晴
□李长莉
文章来源:《现代中国》第七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6版。 引论 经过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,传统社会观念体系崩溃,具有现代取向的新社会观念体系渐次建构起来。但在新观念建构中传统与现代、新与旧的关系,无论对于当时人还是后人,却都是一直争论不休也纠缠不清的问题。传统是否仅是儒家主流传统?新文化人建构新观念有没有内在的传统资源?如果有的话,其形态如何?对于这些问题,思想家们从概念阐释到逻辑推理,曾作过不少论说,但至今仍是众说纷纭,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。也许让我们跳出概念游戏的圈子,作一些本于生活实例的个案考察,可能会另有一些比较切实的发现。本文就是这样一种尝试。 “五四”时期,新青年们以反传统相号召,高扬个性解放旗帜,批判旧家庭制度,将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大家庭伦理斥之为“吃人的礼教”,掀起了家庭革命浪潮。一时间,自由恋爱、婚姻自主、男女平等、个性解放等成为新青年一代的流行口号,宣传这些新观念的各种新书新报、西书译文涌现如潮,直至二三十年代,一直盛行不衰。就在青年们纷纷抛却昔日经籍、争读西学新书的大潮中,...... 2008-1-20
星期日(Sunday)
晴
![]() 巴尔扎克《人间喜剧》中的生活 [法]菲利普·贝尔捷著, 章晖 周凡译 作者: [法]菲利普·贝尔捷 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7年8月 □邓金明 西方社会对“日常生活”的关注,也许要上溯至上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。米兰•昆德拉在谈现代小说的使命时,就援引了他们的思想,认为“自现代一开始,小说就时时刻刻忠诚地伴随着人,‘认识的激情’攫住人,使他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,保护它,抵抗‘存在的被遗忘’;把‘生活的世界’置于永恒的光芒下。”其实,何止是文学,在“抵抗‘存在的被遗忘’”上,史学——尤其是新兴的“日常生活史”——的担当又岂能被忽略。 作为“新文化史”面向之一的“日常生活...... 2008-1-20
星期日(Sunday)
晴
□刘志琴
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,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,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。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,从5O年代到80年代初,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,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。50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,它的起伏跌宕,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,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。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,不尽相宜,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,反复的论证,不同意见的争鸣,却历历在案,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,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,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。 一、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,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,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,政治、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,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。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,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。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,也不乏建树和发展,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...... 2008-1-20
星期日(Sunday)
晴
□邓金明
上世纪八十年代,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“文化转向”(Cultural Turn),“转向”的结果就是诞生了“新文化史”(the New Cultural History)。这股新潮声势颇为浩大,波及欧美诸国,不仅是传统的历史学家,包括一些哲学家、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也都参与其中。我们知道,20世纪的欧美史学发展曾历经两次重大转折。一次是60年代以来的以法国“年鉴学派”为代表“新史学”或者说“社会史”挑战了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,“社会史”研究取代了“政治史”研究,成为史学主流。另一次则是到了80年代,肇始于法国的“新文化史”则又取代了“新史学”中的社会史、经济史、人口史等,一跃成为史界新宠。“新文化史”的命名,来自于美国新文化史家林•亨特(Lynn Hunt)。她在《新文化史》(The New Cultural History)一书中,为了区别于19世纪末的布克哈特(Jacob Burckhardt)和哈伊津伊(John Huizinga)的古典文化史,将80年代出现的这股史学新潮称为“新文化史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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